北京天童等处讲学与赴东亚佛教大会

一九　北京天童等处讲学与赴东亚佛教大会

　　十三年夏初，大勇赴北京从白普仁喇嘛习藏密，发起入藏研求密法的决心，计划召集一班学僧先学习藏文，待藏文稍有根柢，再进西藏研习。遂得汤铸新、胡子笏、但怒刚、刘亚休、陶初白等的皈依赞助，在北京慈因寺创设佛教藏文学院，在是年冬间开始成立。武院的职员大刚──出家后的王又农──、超一、及研究员法尊、观空、严定、会中、法舫等，皆随以去。师资虽不满二十人，精神甚好，汤、胡、刘等护持亦殷切。及段执政，有许静仁、马冀平等与政府甚通声气，因发起护国仁王法会，公请我入京讲演此经。我于正月底到京，大勇、子笏等率众由车站迎住慈因寺。大约是于二月初间开讲。讲坛向内政部借设于中央公园社稷坛，地点的适中，殿宇的弘敞，迥非向来讲经的讲坛可比。开讲头几天，听众达二三千人，后亦常有六七百人。我的言语以犹有多数人不能全懂，乃由法尊、法舫二人轮流译语并记录，即当年在北京印行的仁王护国经讲录。在此讲期中特有可纪者，为讲经不多日，即值孙中山先生逝世，治丧处亦向政府指定要社稷坛为公众祭吊场。政府函复已借与讲经会，可由治丧处自向讲经会洽商。讲经会干事刘亚休等亦为治丧处职员，乃商定治丧处捐资讲经会，在中央公园空地上另搭一棚作讲堂，让社稷坛为开吊场七日，开吊后讲堂仍迁回社稷坛。开吊时，来的人众更多，皆自讲经堂前走过，因此来听讲的人也更多了。我也曾到孙先生的灵堂内瞻吊，故后于吊时哲诗中，有“补陀山上题诗录，社稷坛中谒哲魂”之句。讲经圆满日，如英国佛徒克兰佩，美国教育家卫西琴，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西藏格西多杰觉拔等，皆参预听讲并摄影；多杰格西在升座前，出众中顶礼，并登台献哈达请为摩顶，尤属藏僧对汉僧未有的尊敬。

　　在这年的讲经期内应特记的：一、曾与白普仁、庄思缄、马冀平等发起中华佛教联合会，设筹备处于广济寺，为后来东亚佛教大会代表团的产生机关，亦为江浙佛教联合会、湖南佛教联合会等的策源。二、胡妙观──子笏──把我作的一篇谈教育的文字，登在晨报上，征求有人来讨论。在太原办大同学校以试验理想教育的卫中──西琴──博士见了，特地到北京来访我。我与谈佛的教育方法，他似乎最注意怎样能测知学生的心理，深以他心通的未易获得为憾事。三、燕京大学的邀为讲演，因有熊明等发心学佛。四、多杰觉拔系拉萨考得格西后，又曾专修密法，在西藏有疯子喇嘛的名闻，又游化蒙古多年。此时为礼班禅大师到北京，大勇闻白普仁言其德学，访问未值。有一天，他忽然自到藏文学院来了，大勇引以见我，意甚殷勤，即留院同住。我赠以黄布海青及黄风兜，他亦随喜穿戴。我的眼睛被风沙所吹致病，他为我诵咒吹口沫两次而愈。他又为大勇请护法神保护进藏，但所请的西藏护法神未降，却把在广济寺护法的狐仙请来了，降在天然及超一等身上，当下即有能知他心及发人阴私等灵验。力阻大勇赴藏，劝留在北京，愿为护法。他现在愿舍去广济寺来护持大勇，但他过不了黄河，所以如大勇要去西藏，他不但不能护法，且当力作阻挠；后来多杰诵驱遣咒，始将他遣走。这是我于五台山回京时，闻大勇等传说的。多杰在内地的弘传藏密，及藏密的弘传内地，亦由此而起。

　　我讲经后，与妙观居士等朝五台山，从北京到定州，坐火车一天，当晚雇好上山的骡轿，走了四天始到山。到山的那一天，章嘉喇嘛的大队人马亦正进山，大雪纷飞──我为于四月初四文殊诞前赶到，这时大约是在四月初头──。我们住宿在碧山寺的广济茅蓬。那时、广济茅蓬的住持名恒修，请性莲和尚在蓬率众修持；性莲与我谈甚投契。我们在山住了七八天，因风雪的关系，我于五个台顶只到了最高的北台顶，访了菩萨顶及达赖庙的喇嘛，又到过显通寺及塔院寺、五郎沟等。另从五台县一路出山；第二天在五台县午餐，县长某君招待甚殷。当晚、宿阎督百川的河边村，与村长 等询谈山西模范省的村政之类，稍知梗概。次日、乘长途汽车到太原；入城时，守城门的军警要了名片。我们进旅馆休息，未及两个钟头，已有阎督派来招待员，招待去文庙居住。时赵戴文不在太原，由徐一清、力弘等宴谈，陪游晋祠等名胜，阎约期相晤，我同妙观与纵谈两小时，意趣不尽惬洽。邀在洗心社之自省堂讲演一次，全城各界首领都来集听，由佛化新青年会会员刘仁宣为记录。在太原约住了三四日，乘火车而石家庄，游览一宿，次日换车抵北京。这个时候，大勇已决定收束藏文学院，率学僧从川、康入藏。我亦因天童寺讲楞伽经的预请，购了通济公司由北京到上海的头等通车票，离北京南下。

　　通车票是可以沿途分站下车的，我的行李交火车直携上海，我只提一只手提皮夹。先在济南下车一宿，略窥山东省会的风物。常州、无锡亦是我向来火车屡经而未停留过的，此次晨过常州，游访了天宁寺、清凉寺，就清凉寺午餐后，上车至无锡饭店留宿。次晨游惠泉山、梅园诸胜，一路皆纪以诗。又停访了久别的苏州，于北塔报恩寺受昭三的招待，遂缘起下半年的苏州讲经，晚车抵上海，居留数日，曾由居士林欢迎讲演，与禅定访程雪楼谈发起江苏佛教联合会事。又因杭州佛教会吴璧华等的迎接，重到自民十冬阔别了四个年头的西湖，游访了灵隐、昭庆、弥陀各寺庵，在功德林讲学三天，收了百余男女的皈依弟子。再回沪而赴甬，先到育王寺礼拜舍利三天。就于这个时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亦就于这五卅惨案发展中，到天童开讲楞伽，由随听的陈秉良居士为记录，净心老和尚作序印行，即是流通的楞伽义记。是时、天童已重新罗汉寮及添辟玲珑岩以上观音亭诸景，放羊山净老的塔院亦已落成，所至皆有题咏。这一年，天童文质方丈期满，已改推圆瑛继任，乃圆瑛因接泉州开元寺办佛教孤儿院之请，派人来函辞退。寺众咸欲推我为继任方丈，我力辞，乃改举了恰恰来寺的禅定。这个讲期中，云岩亦于座下听讲，并代讲大座一次；他就在这一年回到重庆，创立了狮子山慈云寺。会泉率领许多香客，从普陀进香来天童寺，亦听讲数日。天童的经讲完，大约是在六月半了，我到上海，由当差的先把行李上了轮船，我乘火车到南京参观欧阳竟无等新开办的法相大学。我有好多学生也都在听讲，竟无恰赴讲堂，就请我即席讲演，并与王恩洋、吕秋逸等晤谈。我于下关上了轮船，到九江至大林寺，开办庐山学宭。那年的秋杪，苏州北塔寺昭三与张仲仁、李根源、陈哲民等，发起讲经会，邀至苏州讲仁王护国经；又为少数研究的人，作楞伽经的研究；并因苏州的基督教青年会及东吴大学等，邀请往作临时讲演。那时、我已有世界佛学苑的提议，昭三愿将北塔寺供献作苑址。我那时要去出席日本的东亚佛教大会，乃约回国后再来接收。

　　东亚佛教大会的开会期，大约是十月底吧。我们是在十月中旬齐集在上海动身，我与道阶法师为团长，团员为持松、弘伞、曼殊、觉初、王一亭、胡瑞霖、韩清净，徐森玉、杨鹤庆、张宗载、宁达蕴、刘仁宣等二十六人，侍者二人，翻译二人，共三十个人。系由中华佛教联合会，呈请政府，领了六千元的经费，推定人选，代表中国前去出席。来回的船费及零星杂费，都在六千元内，每人分取二百元支用。到神户，一登岸后，所有一切的车旅膳宿，概归日本佛教招待。我们抵神户，即有日本的总招待水野梅晓、大西良庆，及我的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恒惭等多人上船迎接。在神户，至预设招待处停留一宿，次晨即乘车赴东京。抵东京车站，日本佛教联合会主事洼川，法相宗管长佐伯定胤、帝大教授木村泰贤，各宗僧正僧侣，佛教青年会，佛教男女学校学生，列队欢迎者在万人以上，我代表中国佛教致答谢词，即率全团到芝公园增上寺会所招待处住。招待处有暹罗佛徒一人，又朝鲜、台湾佛徒十数人。寺中虽设有“日本佛教联合会”，但日本之佛教只有各宗自成一系统的全国组织，而此整个佛教的各宗联合组织，由净土宗发起而设在净土宗的增上寺内，然甚松懈而无多效用。最强大的真宗──本愿寺各派──，且落落羞与各宗联合。故于此东亚佛教大会，乃独无真宗领袖的参加。

　　东亚佛教大会开会的议程七日。第一日、举行开会式，日本的文部省、中国的公使馆均派来代表，英国、德国、美国的欧美来宾亦有多人。日本各宗派的代表，多为宗派领袖，约三四十人；朝鲜七八人，台湾四五人，暹罗一人，中国二十六人，而缅甸仍无人出席。先佛前设供上香作祷诵，次推定佐伯定胤为正会长，中国方面的道阶法师为副会长，摄影休息。第二日、开全体会，分为法义、教育、慈善、文化四组。第三至第六日，开分组会议。第七日开全体会，宣布通过以阳历四月八日为佛教纪念日而闭会。会举，由梅晓等陪赴日本全国各处参访游观，历时二十余日。总往还日期，一月有余，返上海时已十一月中旬，详载日本所印的东亚佛教大会记，及海潮音第六卷的东亚佛教大会专号。日本并制有东亚佛教大会及中国代表团游历参观的影片，可以演考。

　　但开会及游访中特堪回忆的，第二天的大会几乎未开成！因为以中国代表排列在日本之下，朝鲜之上。胡子笏、韩清净等，均以朝鲜、台湾应附于日本，而中国、暹罗则为其他国家代表。争持数刻钟，始变更序次以开会。又举为东亚佛教大会副会长的虽是道阶，然我以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缘故，从神户登岸起至神户送行止，我于欢迎会致答词三十余次，及受少年少女的献花等亦十余次。特约的讲演，则为帝国大学、佛教青年会、高野山大学等。盛宴、如文部大臣的邀请。第一流中俄通后藤子爵等，皆来晤叙。名教授的访谈，如南条文雄、井上圆了、村上专精、大内青峦、高楠顺次郎、铃木大拙、渡边海旭、常盘大定、木村泰贤、金山穆韶等。于大会之法义研究组，我因力主日本应注重持律，引生律宗管长专来叙话。因悉日本律宗本末只三寺数十僧，所余皆不受沙弥、比丘戒的。又于西京有一次集数十佛学专家开研究会，我曾力主以释迦内证为教源。后有临济宗等禅师特来访谈，深致钦敬。他若德国大使索尔夫与参事熙尔──后为驻中国公使──，德教授俾友沙之约晤，为我游化欧美一助缘。而我国驻神户领事周珏，招集神户华侨的殷勤接待，亦殊可感！最奇者，则为大本教的教主派曾充吴子玉顾问的田中，专车来西京迎邀，以胡子笏坚持必须彼教主亲自来晤，遂未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