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吒力是梵文“Acarya”的音译，意为“轨范师”、“导师”、“正行”。白族称之为“阿吒力轰”，直译为汉语就是阿吒力教的意思。阿吒力教是佛教密宗的一支，大约在唐朝之际传入今云南大理地区，元、明之后逐步衰落。阿吒力教的主要修行方式有诵咒、结印、祈祷，有所谓“三密”即语密（口诵真言）、身密（手结契印）、意密（心作观想）之说。阿吒力教在大理地区流传的时间长、影响的范围广，曾一度是西南地方政权南诏与大理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据文献记载，阿吒力教是由印度高僧赞陀崛多直接到云南传播的。赞陀崛多在云南地方史乘中屡有记载，在《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的第56号画像中有一位僧人盘坐，此僧着圆领华丽僧服，深目、高鼻、落腮胡须，为异域人。《画卷》的上方文字标明这位尊者是“赞陀□多和尚”（本文中出现的“□”为原文或碑文缺字、漏字，以下同，笔者注）。明万历云南通志卷13载：“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839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为蒙氏崇信，于鹤庆东峰顶山，结茅入定，慧通而神。” 乾隆《清一统志》382卷引《白古通记》说：“神僧赞陀崛多，以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839年）自西域来。” 

据文献资料，有学者认为：“阿吒力”的创始人是印度摩羯陀国（Magadha）的僧人赞陀崛多于南诏劝丰时期，大约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传入今云南大理地区，并逐渐在当地白族中广为流传的。古代大理白族信仰的阿吒力教，既非“台密”，亦非“东密”；既不属于“华密”、又有别于“藏密”，是密宗中独成体系的一支，可称之为“滇密”。

“滇密”阿吒力与其他密宗教派相比，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僧人尤崇阿嵯耶观音。“阿嵯耶观音”这个称号鲜见于佛教典籍，为阿吒力教所独有。阿嵯耶观音像形态多颀长纤细、宽肩细腰、身着印度菩萨式衣服，白族信众因之俗称其为细腰观音。阿嵯耶观音是佛教造像传入白族地区后本土化、民族化的产物。第二，主要神为大黑天神。大黑天神是梵语“摩诃迦罗”的意译，是“滇密”阿吒力教的护法神。大黑天神在白族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享受着信众的顶礼膜拜。第三，僧人可以有家室。史载，“（阿吒力）僧有妻子”。南诏王劝丰就将其妹越英下嫁给了阿吒力赞陀崛多。他们的子孙甚至还能世代为僧，今大理凤仪北汤天白族董氏，自大理国主段思平时记起，至解放前夕，共传42代，历代皆是阿吒力。

阿嵯耶观音

《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上说：南诏在细奴罗称王（公元649年）之前就开始有佛教的传播。《南诏野史》又说：公元714年，南诏王盛罗皮派张建成使唐，得佛像佛经回来供奉传播，为南诏信教之始。按：这里笔者暂且不论佛教在南诏源于何时。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一直都被视为国教。据：元代李京著《大理行记》中描写当时他所见所闻佛教在大理地区兴盛之景象：“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以”。可想象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之兴盛程度。据《僰古通纪浅述校注》第十一主劝丰佑，执政后，自称天启诏，笃信佛教，而废道教，以赵文奇为国老，迎西方摩伽陀国僧赞陀崛多尊为国师，并以其妹越英公主嫁于赞陀崛多；赞陀崛多阐瑜伽，传阿吒力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白族密宗阿吒力教派”。何谓阿吒力，意为"轨范师"、"导师"，是印度佛教的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密教与政治的接近，达到僧人与国主的联姻(彼时密宗教规可“头陀而有家室”)。南诏、大理的阿吒力僧人中，也有着一些高僧大德，据万历《云南通志》载：“施童陀以得观音圆运心印，施传道悟，再传玄凝，玄凝传凝真，自施童陀至真，皆住崇圣寺。在大理，由于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必然存在着独特的佛教文化，其中阿嵯耶观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她高高隆起的发髻髻中安住一尊阿弥陀佛，一缕缕细密的秀发，男身女相，细腰显足，上身袒露，上身穿着一件轻纱，身上佩有璎珞，项圈，手结“妙音天印”。她被美国学者海伦.查平博士称之为是“云南福星”。她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一直扮演着蒙段皇家所为之崇拜的主要神祗，阿嵯耶在梵语中的意思是“圣”，所以阿嵯耶观音既是“圣”观音，崇圣寺所崇之“圣”就是阿嵯耶观音。《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阿嵯耶观音就作为“圣像”出现，被封为“建国圣源阿嵯耶观音”。南诏王蒙隆舜因崇拜阿嵯耶故而改国号为“嵯耶”，自称摩诃罗嵯耶，钦崇“圣像教”，熔真金铸阿嵯耶观音。





自南诏王劝丰以后，佛教，特别是“滇密”阿吒力教逐步盛行。南诏王世隆时，唐王朝屡遣使者到南诏，都被世隆拒绝。后西川节度使高骈了解到“其俗尚浮屠法”，就派了一个叫景仙的僧人充当使者，世隆不仅率臣礼拜，并主动疏通了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南诏崩溃后，到大理国时期，佛教之密宗兴盛不衰，上下崇佛，蔚为风尚。元初《大理行记》载大理当时的情况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昏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 正因如此，大理才有了“妙香国”之称。“滇密”阿吒力的传入和传播，曾影响着古代大理白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阿吒力直接参与政治，在南诏王劝丰时，阿吒力赞陀崛多曾参与镇压建筑五华楼奴隶工匠的起义。有的僧人还被派往战场，以“作法”指挥战争，成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在经济上，阿吒力教的各寺院通过王室的“拨给”或“施舍”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其中的一些僧人，成为巨大财富的拥有者。他们利用这些财富修建了许多寺院、佛塔、佛像及石窟，仅大理崇圣寺及塔，就有房舍890间，佛像11400尊，用铜20295公斤。在文化方面，阿吒力教的僧人在寺院中教育儿童读佛经和儒书，佛寺实际上成了当时的学校。其他如绘画、建筑、雕刻等等都印上了阿吒力教的烙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大理地区白族的姓名制度，也深受阿吒力教的影响，形成了极有特色的白族佛号命名制度。

白族的佛号命名制度就是信徒将其修炼的“本尊”（即所希望达到的境界）之名引入自己的名字之中，以示虔诚。如，宋朝时有大理商人李观音得，“李”为其姓，“观音”是佛号，即此人修炼的“本尊”，“得”为其名。在佛教盛极一时的宋、元两朝，在古代白族中产生了大量诸如段易长生、李药师祥、杨天王秀等等的人名。

深受“滇密”阿吒力影响的白族女性，也多采用了佛号加本名的这种命名方式。从（明）《姚安公惠武墓志铭》中所载杨惠武一家的命名情况，便能窥见白族佛号命名之一斑：“娌何观音婢，次男杨春，娌彭观音桂；孝孙杨保、杨贤、□□；孙娌李观音香、杨观音修；孙女法华圆、法华芳、法华息、观音才、观音和；孝女观音□、观音玉；婿杨寿段□；孝孙昭信校尉百户杨珠，孙婿杜坚、杨顺；外孙杨德春、李玄岱、段观成；外孙女妙祖、春化好、冬菊花立。”此碑文的提名中共列女名15个，其中采用佛号加本名这种命名方式者多达12人。

阿吒力教从元朝以后逐步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统治阶级禁止阿吒力的传播。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过禁密教令，到清康熙年间统治者更是明确地说：“阿吒力教，非释非道，其术足以动众，其说足以惑人，此固盛世之乱民，王法所必禁者也。”另外，佛教禅宗的传入和流行，也是“滇密”阿吒力教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吒力教作为一种宗教流派虽然已成历史，但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形式，并没有完全从白族社会生活中消失，而是融入到其他宗教中被白族一代代地传承下来。时至今日，在白族的某些信仰中仍能找到阿吒力教的踪影。

大寨人为什么不能建寺供观音菩萨？ (2007-07-15 09:02:24)

希热多吉

清早浏览新浪博客，看到鲁宁先生一篇奇文《大寨的观音菩萨》，文章中对大寨村支书兼昔阳县委常委郭凤莲的儿子出资建寺院一事似有微词，文章引用一位陈云发先生的话质问郭凤莲：“你郭风莲是党员，应当是唯物论者，应当相信马克思主义，可是你却支持儿子投资修庙，你至少是失职吧？你知不知道，党支部书记家人带头修庙搞迷信，起了什么示范作用？这是你一个基层的共产党书记干的事吗？你还相信马列主义、还有一个党员应该具备的条件吗？既然你相信修庙祈福，你为何不退党？”</div><div> </div><div>在文章中，鲁宁先生最后说：不信马列信观音菩萨，虎头山上的普乐寺，真的为大寨的普通农民（不仅仅是郭书记和她的两个儿子）带来了“普乐”么？我看未必。这才是舆论需要拷问，需要追究，需要对受众给出答案的正经事情。......的确，观音菩萨保佑着庇护着少数人发了大财，可若说观音菩萨也能同等保佑庇护大寨乃至数亿农民跟着郭书记及她的两个能干儿子一起发财过舒坦日子，说啥我都不信。虎头山上佛乐优扬、香火绕梁，那佛乐、那香火、那观音菩萨的佛光，将引领中国人走向何方？</div><div> </div><div>在我看来，郭凤莲和她领导的大寨已经走出了文革的阴影，到是这位鲁宁先生的思想中还残留着文革极左思潮的阴影，该反省的应该是这位鲁宁先生而非郭凤莲和她领导的大寨人民。</div><div> </div><div>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郭凤莲的儿子出资建寺院与宪法规定并不违背。</div><div> </div><div>其次，郭凤莲是郭凤莲，她儿子是她儿子，他儿子建寺院扯上郭凤莲干什么，又延伸出郭凤莲的党性干什么？文革中整人那套东西没玩够是怎么的？作者又想说明什么？</div><div> </div><div>第三，建寺院供菩萨就是搞“封建迷信”？这种奇谈怪论至今仍然顽固的残留在象鲁宁先生这样的人身上，我才觉得是咄咄怪事。佛教是破除迷信的，对佛教无知的人才会把佛教和封建迷信扯在一起。把这种无知当成是讨伐别人的武器，这才是鲁先生这样的人的悲哀。</div><div> </div><div>第四，哪一本汉字编印的书籍上写着观世音菩萨是保佑人发财的？这种指鹿为马、信口雌黄的言论也敢堂而皇之的写进文章里，真有文元遗风。即便是没有文化的乡野愚夫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哪里是什么保佑别人发财的菩萨？这种缺乏基本常识的文字也敢大言不惭的写进博客，供万人瞻仰，真是让人笑掉大牙。</div><div> </div><div>文章最后又杞人忧天的问道：那佛乐、那香火、那观音菩萨的佛光，将引领中国人走向何方？本来是谈大寨的，一下又扯上全国人民。人家大寨都早已放弃“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重任了，你鲁先生又拾人牙慧般挑起了这个重任，好象全中国就是你在关心中国人的“去向”。</div><div> </div><div>中国今日之道德沦丧乃在于全民的信仰缺失，我们的党作为执政党，其奉行的主义、思想可以引领中国解决现实根本的问题，在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生活、增强国力等重要问题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人作为一个个体，不是只把他喂饱了就完事了，人的精神层面的需要也不是靠文艺和娱乐所能解决的。</div><div> </div><div>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他有思想，有欢乐，有痛苦，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在思考关于人生和生死的问题，这是人类最根本的精神需求。古往今来，那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都在思考人生的问题。佛教作为人类思想的宝库，两千多年来，以无数前辈大德的实证实修，验证着佛陀释迦牟尼的教法，引导无数人解脱生死，离苦得乐。这样一个被普遍认知的常识，到了鲁先生这里，又成了文革时期的封建迷信了？这才是令我诧异的。</div><div> </div><div>退一万步说，就是为了做好人民群众的带头人，共产党员怎么就不能研究学习一下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佛教知识？以佛教的观点和角度看，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行的都是菩萨的事业，他们一切都为了人民，象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等人，都是老百姓心中的菩萨。</div><div> </div><div>如果我们的党员们能够学习一些佛法知识，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实相，就能更好的知道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就能更好的履行人民赋予的职权，就能够象菩萨那样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而那时，我们的国土就是庄严的净土。这有什么不好吗？</div></div>

《谈和尚头顶上的戒疤》
    有的和尚头顶上有一些经香火烧灼而留下的疤痕，这是汉地佛教出家人的一种明显的外在标志，于是很多人都误认为凡和尚都要烧戒疤的。在一些搬演唐宋时代故事的电影或电视片里，出现在银幕或屏幕上的和尚们都煞有介事地“烧”上了戒疤，凡稍有佛教历史知识的人看了，都知道这只是艺术界的事。
    
     其实，佛教是不兴烧戒疤的，佛教的戒律中，并没有在受教人头顶上烧戒疤的规定。因此，除了汉地的和尚以外，世界各国和中国少数民族的和尚是看不到戒疤的；即使是中国汉族出家人，凡是在宋朝以前受戒的，头顶上也不会出现戒疤。
    
     元代初年，有一位志德和尚（1235—1322年）曾受到元朝皇帝世祖忽必烈的尊重。他在天禧寺主持传戒时，规定受戒的人部必须用香火灼烧头顶和手指，以显示虔诚信佛的决心。这就是中国汉地僧人受戒时烧戒疤的开始。
    
     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中说：受戒时在受戒人头顶烧戒疤的做法“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从此以后，新受戒的汉族僧人，头顶上再也不会有戒疤了。
    
    
    -------关于戒疤 〉〉
    
    又称香疤。指为求受清净戒体而燃香于身上所遗留的疤痕。其行为根据或系起自于舍身供养之思想，或系为断除我执。受戒时燃戒疤又称'烧香疤’。所燃香疤之数目不等，或三，或六，或九，或十二。在家众多于受菩萨戒日的前夜、烧戒疤于手腕；出家众的戒疤多烧于头顶。关于其起源，依谈玄《中国和尚受戒↙香疤考证》所述，相传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沙门志德住持金陵天禧寺时，与七众授戒，燃香于顶，指为终身之誓。此事逐渐演变成惯例。后世中国佛教徒往往以此表示自己的信心，出家众之烧戒疤更成为是否受戒的辨识方式。然此并非佛制，且为中国所独有，并未见于其他国家。
    ◎附︰Holmes Welch着·阿含译《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第九章第十节〈烧疤〉
    偶而有人问起如何分辨中国佛教和尚。答案是︰看他头顶。除非他蓄发，否则在头皮上应看得见几排小小圆圆的白色疤。这些圆点称作'香疤’，是受戒末了用艾草在头皮上燃成的。我不曾深入探查有关的历史，不过或许可上溯至宋朝。据一位受访者说，雍正帝（1723～1736）中止官发戒牒后，和尚转借燃疤作为辨识之法。另一位受访者说，燃疤犹如燃指，原初是为了供佛。不论如何起源，燃疤在本世纪中国僧侣是很普遍的。广东省属例外。在广东的鼎湖山及其他寺院，燃疤处是在左前臂内侧，不是头上。布雷特（J. B. Pratt）写道，和尚'依自己的热忱和勇气’，可以燃三个、九个、或十二个疤。在宝华山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受比丘戒者一律燃十二个疤，不多不少。受优婆塞戒者，九个。沙弥，三个。疤数在江苏全境内据说相似，但到了他地寺院，数目的确有异。如果某年传戒师父规定至少要燃九个疤，戒子可以多燃三个疤，以示虔诚。
    通常（在宝华山）在受菩萨戒的前一天烧香疤。不过有些寺院是在菩萨戒后。不论任何一种情况，都不能在天色太晚时进行，其原因普利普·摩勒（Prip-Moler）说得很详尽。他在所著《中国佛教寺院》（Chinese Bud-dlist Monasteries）书中对于炙疤的介绍，值得在这里引述。
    沙弥将祈祷毯紧紧裹在颈项上，手拿着在前项典礼领得的小红袋。袋里装着十二到十四颗用艾草作成的黑色小粒艾绒，每颗约一公分高。沙弥面前站着主事和尚中的一位，他把用龙眼干作成的腊，涂在左手拇指上。从递来的小红袋中取出易燃的艾绒后，这位和尚将腊涂在艾绒底部，再一个个放置在沙弥头皮上点有小圈的部位。接着，他拿起纸捻迅速点燃十二粒艾绒。他一个人，或者再加上一位站在沙弥（现在跪着）身后的助手，用手紧按着沙弥的头，使头部固定不动。由于灼痛，沙弥必定会发出不由自主的动作，这时艾绒可能翻滚，烙疤在错处，因此这道程序以及在颈上裹毯都是必要的。在准备阶段，以及艾绒点着、燃烧时，沙弥及助理和尚不停念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或阿弥陀佛。当十二个炽燃的小点逐渐接近头皮时，我们几乎可以根据念佛的节奏，衡量痛楚的程度。佛号在沙弥口中越来越快的重覆，音调也逐渐上扬，最后──通常是火烧着头皮的刹那──在痛喊声中停止，艾绒大约燃烧一分钟左右。笔者见过接受酷刑、毫不退缩的人，也见过老人、小孩用手捶打主事和尚的膝部，仿佛他们同样都是年轻人。在成人之间观察时，我不曾见任何女尼或女信徒烙疤时──不论三个或十二个──不出一声或不颤抖，留意这点是很有趣的。
    一时的痛楚，并不是烙疤唯一的不良后果。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并且必然会损及视力与视觉系统。烙疤后睡觉，会引起短暂的血液中毒，然而睡眠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如果沙弥抵挡不了沉沉的睡意，躺下来睡着了，无可挽救的后患将是无法避免的。如视力减弱或失明、头肿胀等。为帮助沙弥对抗睡意，院方宣布允许他们随心所欲漫游全寺各个角落，见见男人与女人，到客堂、方丈室等等，利用天生的好奇心，帮助他们保持清醒。慧居寺在上午九点燃疤，南京古林寺也一样，当天整日可见沙弥游逛各处，窥视或浏览平时绝对禁止他们前往的房舍。晚上九点，方丈下令他们保持清醒，直到午夜十二点。过了十二点，他们才放下心，让疲倦的漫游者寻找他们应得而且等待已久的休息。
    宝华山那位前方丈说，他们那天应该多吃瓜类退火（南华寺是吃栗子）。另一外受访者否认有失明危险。唯一的可能，是和尚在受戒期间隐藏罪行──举例来说，他杀过人，但是不照实回答问题（因为杀人者没有资格受戒）──被害者的鬼魂在他烙疤后，致使他昏厥，甚至死亡。